北京日报记者 赵晓松
北京体育大学国家队训练基地综合馆内，国家蹦床队练得热火朝天。36岁的董栋坐在场边垒得约一米高的垫子上，视线所及，后辈们一次次地在网上飞跃。连续参加四届奥运会，累计收获1金2银1铜的董栋现在是北京体育大学的老师。
选择蹦床并非个人意愿
1994年，5岁的董栋在家乡河南郑州练起体操。彼时，父母只是希望他在体操馆消耗过剩的精力、培养克服困难的能力。蹦床是体操队的辅助训练器材。董栋训练之余经常与同龄的小伙伴一起在蹦床上跳几下，“叫都叫不走”。
董栋2002年进入山西省体操队，不久转项成为蹦床运动员。“那时候我还小，教练和父母商量好，我就转蹦床了。”董栋说。
刚练体操以及转项蹦床之初，董栋都曾遇到困难，“练得太累了、压腿疼了、肩膀酸了，当然想过退缩。很幸运，我的父母教育我，任何事都是从难到易，今天训练觉得难、苦、累，就放弃了，那么未来你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怎么办呢？”
从转项到入选蹦床国家队，董栋只用了三年时间。董栋说，刚转项时，教练会让他练很多体能，“我就思考为什么要训练？我和教练的共同目标是提高技术水平，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。蹦床比赛一般一次只比一套。我们训练每天做五套、十套，为的是从量变到质变。但是没有质量的积累，是不可能完成质变的。”
于是，董栋跟教练商量，如果他每一套动作都保证高质量完成，能否减少训练量。教练被这个爱思考的弟子打动，给了董栋更多的训练自主权。事半功倍，董栋不仅不再觉得蹦床苦，更在竞技水平上突飞猛进。
受挫后在伦敦圆梦
2008年夏天，19岁的董栋在北京奥运会收获一枚铜牌。无缘冠军让他备受打击，甚至一度讨厌“失败是成功之母”这句话，“失败那一刻，你怎么能想到以后的成功？”董栋说，直到2011年，他才敢回看自己在北京奥运会的比赛录像。
带着不甘走下赛场，董栋为备战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定下“实事求是”的座右铭。“从小我父亲就告诉我做事情要实事求是，给我讲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。我五岁开始练体操，就一直在训练、比赛中实践、体会、反思、总结，再继续到实践中检验我的认识。”董栋说，北京奥运会的铜牌让他发现了自己的不足，在训练中更有主观能动性。
伦敦奥运会男子蹦床决赛前夜，董栋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明天的比赛，我已经准备了120%，但是依然不知道结果如何。不管怎样，我能想到的都已经做了。”
努力没有被辜负，董栋以绝对优势夺金。尽管一直认为这枚金牌是“水到渠成”，但结果出炉后，他还是与教练拥抱、痛哭。
告别赛场继续实现自我价值
2013年，董栋进入北京体育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。与此同时，他并未远离赛场，继续征战了两届奥运会，又为祖国赢下两枚银牌。
谈到自己的坚持，董栋说：“国家就像我的‘天使投资人’——解决我一切后顾之忧，我只需要把训练和比赛做好，取得好成绩，就能实现价值。国家、团队、家庭以及我个人20多年来的共同努力让我成为奥运冠军，我不能轻易浪费这份成绩。”在董栋看来，他作为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超越自我、收获好成绩，也能鼓舞大众，带动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，这也是奥运冠军的价值。
东京奥运会上，32岁的董栋只是以微弱差距屈居亚军。回忆起生涯“最后一舞”，他说：“结果一出来，我心里‘咯噔’了一下。但很快就调整心态，主动向获得冠军的白俄罗斯选手伊万伸出手送上祝贺。”
退役后，董栋仍然在实现自我价值。他当过教练，如今在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体操课、培训教练员，还参与中国奥林匹克学院的冠军工作室、冠军研习中心的工作。去年11月，在中国体操协会的推荐下，董栋参加了世界体操联合会的换届选举，并最终当选运动委员会委员。
新身份让董栋看到了训练馆、比赛场之外更广阔的世界。热爱思考的他，对于蹦床也有了新的认识。
“我现在想得最多的，就是如何更好地普及蹦床运动。”他希望能努力让蹦床找到适合更多人，特别是青少年参与的方式。“对蹦床运动员来说，荣誉要有，面包也要有。”董栋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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